具体的人，已经消失
文｜西坡
“你所说的被压迫、被遗弃的广大群众，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如果说有人存在，存在的只是个别的人。昨天的人已不是今天的人，某个古希腊人早已断言。我们两个，坐在日内瓦或者剑桥的一张长椅上，也许就是证明。”
在《沙之书》里，博尔赫斯让老年博尔赫斯和青年博尔赫斯在一张长椅上相遇。青年博尔赫斯说他的诗集要歌颂全人类的博爱，老年博尔赫斯说了上面这一番话。
个别的人，也可以说具体的人。我们时常会听到一些教导，要爱具体的人。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还听不听得到这种话术，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反正我是受不了了。但是每个人肯定都看过这样的标语，我在XXX想你。如果你想一个人，为什么不跑去找他，为什么不自己去说，为什么要用千篇一律的标语代自己去说呢。不知道制作标语的人想没想过这些，也不知道从标语前走过的人会不会想。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知道具体的人在哪儿。诗里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现实是，你站在桥上用手机拍照，看风景的人在楼上拍照，你看见他的时候他在看手机，他看你的时候你在看手机，咫尺天涯，毫无诗意。现在人似乎发展出了新的礼仪，一群人都在看手机的时候你不看手机就好像在用眼神骚扰他们。
只有当我进入持续一两个小时不间断的对话时，我才觉得自己遇到了具体的人，这也才是具体的我。对话是文化的最小单位。
我们要找到具体的人，前提是对方愿意把自己当成具体的人，不把别人当成符号，也不把自己当成符号。卡夫卡告诉我们，人是很容易变形的。读《变形记》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人太容易把别人不当成人了，而这也等同于把自己不当成人。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得吓人的害虫，硬如铁甲的背贴着床。”格里高尔本是一个勤勤恳恳的推销员，是全家人的经济支柱，突然就变成了害虫。在工作和家庭之间艰难安置自我的中年人，很容易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影子。
但如果只是一个“人=虫”的简单比喻，作品的力量是有限的。卡夫卡的厉害之处在于，把这个虚构的形象写得很实。他写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习惯向右侧睡，在目前的情况下却根本无法翻身”，而且第一时间想到的竟然是赶不上火车，要迟到了。
《变形记》最深刻也最动人的部分在于，格里高尔与家人之间是如何一步步从人与人的关系，退化成人与虫、人与异类的关系。
首先是母亲来催起床，格里高尔听到这是“多温柔的声音”，格里高尔的回答中“掺杂着一种痛苦的唧唧声”，这提醒了父亲和妹妹。两人的反应不同，父亲在一扇侧门上敲着，“下手很轻，但用的却是拳头”。妹妹则在另一扇侧门外担心地轻声问道：“格里高尔，你不舒服吗，需要什么东西吗？”可以发现，父亲并不在意他的身体，而妹妹是比较关心他的。
发现他已经变成甲虫之后，母亲、父亲、妹妹的反应也是不同的。母亲猛然一跃，伸长了双臂，大喊：“救命！老天爷，救命啊！”儿子已经变成了危险。她想把儿子看得清楚一点，“可是又矛盾地不自觉往后退”。
父亲的反应更为直接，“一边跺脚，一边挥动手杖和报纸，把格里高尔赶回他的房间去。”可以说，在父亲心目中，格里高尔从来都只是有用的物，而不是完全的人，所以他的反应才这么迅速。
最有解释空间的是妹妹对他的态度。格里高尔一开始就想，“要是妹妹在这儿就好了！她很懂事”。后来他发现有人在门边准备了他最喜欢的牛奶，他也猜想是妹妹。他还听到妹妹的叹息和她对神明的祈求。
可是渐渐的，妹妹不再把他当成过去的哥哥，猛然看见甲虫之后，“抡起拳头，恶狠狠地看着他”。到后面，格里高尔吓跑了房客，影响了妹妹的婚恋前途，是妹妹第一个站出来，决定对格里高尔实施“最终解决方案”。
“亲爱的爸妈，”妹妹说，拍了一下桌面当作开场，“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就算你们还看不出来，我已经看出来了。我不想在这只怪物面前说出哥哥的名字，所以只说：我们得摆脱这东西。我们已经尽力照顾他，容忍他，算是仁至义尽了，我想谁也不能对我们有半点指责。”
这时候反而是父亲有所犹豫，“孩子啊，可是我们该怎么办？”
妹妹的答案是“他得离开这儿”，并继续阐述不能继续把格里高尔当人的理由：“爸爸，这是唯一的办法，你只要别再以为他是格里高尔就行了。我们的不幸就在于这么久以来我们一直相信他是格里高尔，但他怎么可能会是格里高尔呢？假如他是格里高尔，他早该看出人类不可能跟这样一只动物一起生活，早就自动离开了。那样我们就没有了哥哥，但却能生活下去，会想念他。可是这只动物却在迫害我们，他赶走了房客，显然想占据整间公寓，让我们露宿街头。”
命名是重要的。这只甲虫不再是格里高尔，而是“一只动物”，一只正在迫害人的动物。把受害者描述成对人类生活有威胁的动物，才可以理直气壮地对他施加最后最严厉的惩罚。那只动物本身如果还有良心的话，也应该同意这一点。
终于，格里高尔如家人所愿死掉了，临死前，“他带着满心的感动和爱想起家人，甚至比妹妹更加坚信自己应该消失。”父亲、母亲、妹妹如释重负，他们没有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儿子、一个哥哥、一个曾经无怨无悔供养他们的人，而只觉得克服了一个障碍。
他们决定好好休息一下。他们搭电车到郊外，温暖的阳光洒进车厢，舒服地靠在椅背上，商量着未来的前景，结果竟然发现“一家人的前景并不差。”
除了已经作为甲虫死掉的格里高尔，每个人都有美好的未来，格里高尔应该也会这么想。
故事读完，我记得我长出了一口气，然后想到一些事情，又吸进一口冷气。
何处没有格里高尔，何人不是他的家人呢？
《变形记》让我们觉得恐怖的地方在于，格里高尔的家人并非比普通人更加恶毒更加残忍，他们只是跟普通人一样普通。卡夫卡只活到了1924年，但是他的作品就像预言了奥斯维辛为代表的一系列人类苦难。
20世纪与之前的世纪相比，对人类情感结构影响最大的变化是，大规模宣传技术的发展。从报纸、无线电，到电视、网络。人的头脑逐渐从自发生长的有机状态，变成被外部信息灌输出来的非自然状态。灌输的结果便是，人们习惯于不把自己当成自己的人，也不把别人当成具体的人。
日本学者丸山真男在《人与政治》说，现代社会的普通人不如传统社会那样，有“享受’自然’的自由”，现在的情况是，“个人的全部生活都被卷入到巨大的意识形态的斗争里。这就是现代国家个人的精神世界发生危机的原因。”
丸山真男这篇文章是1946年日本战败之后不久做的演讲，看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我有点恍惚，然后意识到这可能是人类要花几百年才能克服的问题。他还说：“在洪水般的宣传网中，真正自由自主的思考能有多少呢？嘴上说出来要比实际上困难得多。我们对表面上的宣传很敏感，但实际上最巧妙的宣传绝不会直接从正面做宣传。……利用这种潜在于无意识的心理倾向进行宣传，从中保护我们自己的自主性判断是极为困难的。”
与作为标签、符号和象征的人相比，具体的、丰富的、多样的人是很难传播，很难引起讨论和共鸣的。而与想象中的朋友相比，人们更需要想象中的敌人。这是茨维格在《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中就发现过的：“任何一个不是宣扬理想的口号而是宣扬敌对的口号的人在政治领域中往往最容易找到追随者。”
我们生活在怎样一个历史阶段？或许作为人群背景的具体的人已经消失，也就是说打一场保卫战的时机已经错过。现在是战后阶段，我们能做的，是在硝烟弥漫的荒原之上，按照人类过去生活的散碎遗迹，重新设想人何以为人，然后练习具体的自己如何与具体的他人相处。我们努力言说与行动，不是为了拯救，而是为了复活。